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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学好高中历史,应该寻找学习历史的方法,让历史的学习变得有趣而简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高中历史学习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已成为人生的重要需求。从适应与发展两大任务出发,树立自主型的学习观,自觉地、能动地、有目的地从事学习活动,“懂学”、“会学”,已成为时代对人的迫切要求。?
对于历史教材学生一般都能看懂。在历史领域里,“知”与“不知”的矛盾并不突出,更多的是“知”的多与少、深与浅的差异。对于历史学习而言,学生完全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借助参考书(《辞海》、教师教学参考书、教辅书籍等),学会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创造性地学习,提高获取新知识的能力、选择信息的能力和质疑问难的能力,进而达到认知目标、技能目标与情感目标的和谐统一呢?首先,要把握一个根本点:准确、完整、系统、牢固地掌握和灵活地运用历史基础知识。
其次,要抓住两个观点:①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效地归纳整理,构成完整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认识历史,包括科学地评述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等。在初中时,历史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门副科,只要考及格就行,当时我的历史学习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得高分,但这只适用于初中的历史,并非是我今天要讲的历史的正确学习方法。所以,我强调一点:历史决不是可以靠记忆就能攻克的简单课程,它同样要求掌握特殊有效又科学的学习方法。?我是从高二开始将历史作为一门主科来学的,这是由于我本人特定的情况所决定,因为我很晚才决定选择文科,在此之前我从未给予历史足够的重视,这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同学中,越早重视它的人越轻松,而我对此认识比较晚,所以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它上面。我建议那些早已决定选择文科的人,一定要从初中,最晚高一时就开始注意积累历史方面的知识。它有一个知识沉淀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绝对不可以存有“临阵磨刀快三分”的侥幸心理。如果时间充裕,就能够详细地了解历史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将历史分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因为这会使你看不清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且容易犯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错误,而造成不能掌握历史的真正内涵,也许在个别的细节题上能得分,但一遇到综合论述性的题,就只会出现将凌乱的材料堆砌在一起的情况,留给改卷老师的不好印象,会大大影响你的得分。?
历史是记忆量最大的课程之一,厚厚几本书,内容多,头绪繁杂,如果没有科学的记忆方法,就很难把握好。我认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一系列的对比:古今对比、中外对比、背景对比、特征对比……要善于将不同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对比中掌握这些事件的实质。此外,课本非常重要。高三那一年,我把整套教材看了三四遍,根据老师的复习进度(但比老师的速度快一本书左右),在这样一遍遍的复习中,我的收获每一次都不一样。认为看得越多,我所理解的层次就越深入,所以并非无效率的重复,而掌握越多,我所用在一本书上的时间就越少,进度就越快。同时辅之以习题,这样,到了高考前,我虽未达到“在脑子里翻书”的境界,但也对教材相当熟悉,最基本的史实记得很牢固。历史对文字组织的能力要求很高,平时一定要多加锻炼,多做些文字题,不要图省事而只做选择题,不愿练习问答题、材料解析题。而且这对语文的写作能力也有较高要求,不能只重答案,而不考虑组织语言。历史和政治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是在整篇灰色的史实中,偶尔穿插几行结纶、规律之类的亮点,用以串起那些事件、因果;政治则是在通篇明亮的理论叙述中点缀若干事例,有的是从正面加以强调,有的从侧面给予反证。在历史的年代和政治的“理论体系”这两条主轴两侧,分布着各式各样经过细心挑选、适当排列的客观事实。归根到底,学生要做的“就是一一对应”。知道哪个年代发生了何等史实及前后因果叫纵比;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发生了类似史实的分析叫横比。政治中哪一个提法由哪些论据支持或这一论据是针对哪个提法而产生的,必须区别清楚。于是在无数单选、解析、问答的磨练中,你日渐熟悉的知识点终于织成了一张网,将每一道考题牢牢地揽在其中,而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总之,历史是需要不断积累的一门课程,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收获,学好了历史,不但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且可以为明天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伟大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正等着我们去探索追求!?
历史是门严肃的学问,严肃得甚至近乎枯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但是我对历史却似乎有着无穷的兴趣,从来不会把它当作负担或累赘,反而越学越想学,许多别人很头疼的知识点,对我而言,都是在不经意之间就掌握了。其实我的“诀窍”,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历史趣味化。
首先,我总乐意把自己“代入”历史。历史是人的历史,是我们先辈的生活。我会把自己想象成当时的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来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经过与结果。
比如,有时,我把自己变成一方诸侯,在乱世中求生存,在面临乱世纷争时,尽自己的才能来使自己强大;有时,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想办法在当时的背景下如何使自己在治世上大放异彩。
我习惯在每天散步或出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治世”方针中,就仿佛在脑海里自编自演了一部《三国演义》。这样,历史成了我的“工具”,我自然就越用越熟了。
现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系现实来学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因此,我经常从现实出发,采用假设法来学习历史。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们现在会怎样?”比如,“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会怎么样?”也许,没有鸦片战争,我们就不会流失那么多金银,沦丧那么多领土,也就不会遭受那么多苦难;可同样,也许我们就不会有轿车,不会有楼房,没有民主的共和国。有时候随着知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会不断发现自己以前的假设存在缺陷,或是这个假设就不应该存在。比如,我当时的这个鸦片战争假设,现在想来,问题就很多。但在刚接触一个新知识时,正反面都考虑进去,有益于我把历史学得更全面更透彻。
对于那些无法按照逻辑记忆的,如时间、地点之类的知识点,我习惯把它们写成一张张纸条,贴在镜子上,桌子上或者杯子上,这样就不需死记硬背,每天早晨起来就有意无意的看一眼,几天之后,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记得很牢固了。
以上就是我学习历史的三点心得,学无止境,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发现出许多比我好的学习方法。
如果把高中历史的学习比作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对教材的熟悉掌握则犹如根基。在课堂上历史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要学好历史,一定得把课本看“厚”。当时不懂,后来方才明白:书看得多了,自然就厚了。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把课本掌握了就能把历史学好了?当然不是,但要学好历史,课本是非得熟悉掌握不可的,这样方能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如何看课本呢,会看的和不会看的不一样,结果也就相差甚远。我想在看书时一定要多思考,多比较,多总结,这样就会多收获。基于此,我在学习历史时总结了几点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
一、“坐标式”与具体事件
这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或专题而使用的方法。以坐标原点为一历史事件,以坐标纵轴来表示此事件发生的前因与后果,以坐标横轴来表示此事件发生过程中所涉及的各色人物之态度观点及行为等,以这样的直观方式把某一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全都考虑进来,有助于我们对此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比如我们在学习“洋务运动”这一节中,分析洋务运动出现的原因以及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洋务派、顽固派最高当权者各持何态度又各自采取了什么行动。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学习,有利于我们理清思路,把握重点。
二、“提纲式”与总体复习
我在临近考试复习历史时往往采用这种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复习方法。这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教材的前提下,以列提纲的形式把教材知识内容重现出来,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能把教材目录默写出来。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它可以帮你以快速的时间把课本从头到尾复习一遍,当然在画这种知识结构图时要尽量多地回想具体的细节和思考前后之间的内在联系。大家在学习累的时候,不妨这样在纸上画一画,忆一忆,既休息了大脑,有复习了知识。
三、“点线面结合”与人物评价
学习历史,免不了涉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我认为作为高中生,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把握以下基本的三点即可:“点”即出发点,立场,是历史人物言论行为的初衷;“线”即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这条“总线”;“面”是指结合其功过得失综合对其作出的全面评价。比如评价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国藩,既要看到他作为封建官员所持的立场,从而理解其镇压起义军时的残酷凶狠,又要看到他作为洋务派所具有的求强御侮的进取精神以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综合这两方面我们再对其做出客观总体的评价。
四、“先同后异,同中再求异”与事件比较
比较题也是在学习历史中经常遇到的,无外乎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但我想这里有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应该先看其相同点,因为不相干的两事物是无法做出比较的,相同点往往是较明显的,这样在作题时就会容易些。比如,比较一下两次鸦片战争的异同。既然同称鸦片战争,我们很自然想到二者的关系,后者应是前者的继续和扩大,进而想到二者发动的目的和当时的国际背景都是相同的。再如,中日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异同,同样在字面上我们可看到两次战争都是与外国列强进行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侵略性的,都是对中国的掠夺。所以对那些碰到比较题无从下手的同学,应该学会合理的方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五、“扩展+关键词”与材料分析题
材料题是我们在考试中必然会遇到的,也是感到比较棘手的。如何做,我想最基本的要抓住这两点。“扩展”是说在看材料时不应仅仅局限在材料本身,而应把思维进行延伸,把这段材料放到它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考察与之相关联的历史事件,这样就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轮廓,便于在更大范围来搜索我们需要的信息。“关键词”是指材料中不起眼的容易为我们所忽视的信息,看似无用的往往却是重要的,比如材料的出处,时间或者某个人物等,这些都是我们解题的关键。所以说,难的不是题目,而是我们的眼睛能否看到这些细节。
古人说,读书,更要读好书。同样我们读历史,更要学会如何读历史。寻找学习的方法,让历史的学习变得有趣而简单。同样地,历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让我们记住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学的时候也要“思”,从中吸取更为深刻的东西,这才是历史真正的吸引人之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惟有勤于思考,方能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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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中历史教育过程里实施有效的人格教育方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是历史教师立足的专业点,也是高中新课改、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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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生命的语言,是生命最原始的旋律,而古典音乐是音乐中的“经典”,是生命精神的集中。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典音乐论文,供大家参考。
引言
音乐素养是一个人整体素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和文明修养的重要标志,对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学阶段是青年基本确立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作为大学生,在素质教育大潮中,在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之余,还要掌握广博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所以在大学生中开展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活动,对于开展高校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典音乐的特点分析
(一)古典音乐强调美感和严谨。古典音乐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往往过于强调严肃性。区别在于流行音乐通过有力的音响、富于变幻的节奏或借助听觉之外的其它客观因素来表现音乐特色,古典音乐更强调音色的美感、和声的丰富、曲式的合理、逻辑的缜密。古典音乐并非“现炒现卖”的文化快餐,它的严肃性、高雅性、经典性以及对欣赏者文化素养的要求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另外在欣赏环境上也要求安静、严肃而高雅的场合如音乐厅、歌剧院等亲身感受现场演出。虽然有许多古典音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传播途径中许多人为的因素却让古典音乐远离了大众。
(二)古典音乐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古典音乐以其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灵活、立体、直接地传达出或细腻或宏大,或忧郁或辉煌的音乐内涵。但是,说起古典音乐,学生们大多仅会想到钢琴、小提琴等乐器或者是蓬勃、辉煌的交响曲。其实在西方音乐舞台上为古典音乐服务的乐器种类繁多,除了大家熟悉的钢琴和各声部提琴外,还有大量的乐器,比如: 低音号、长号、单簧管、竖琴、定音鼓、三角铁等等。各种各样的乐器是演奏庞大立体乐曲的基础,在多样式的乐器基础上古典音乐便可发展出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大学生对古典音乐欣赏存在误区
当前,许多大学生在音乐欣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和问题。首先,许多高校对高雅音乐欣赏的引导力不足,从而引起低俗音乐泛滥。目前流行的部分网络歌曲存在着格调低下、品味庸俗,乃至不健康、不纯洁的内容,对青少年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对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极大的误导,如果不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家长和学校缺乏对学生音乐欣赏的正确引导,从而导致青少年盲目追歌星等无知轻率做法,给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带来极大的恶劣影响。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高校不但要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而且要塑造学生的完善的人格,而完善的人格离不开对真善美的正确鉴别和自觉追求。因此,在高校中培养大学生们欣赏高雅的古典音乐的能力是十的分必要。古典音乐不同于流行音乐的地方是它内涵深刻,能发人深思,更能使人高尚,免于低俗。
三、古典音乐欣赏课对高校素质教育的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音乐作为一种感染力十分强烈的艺术形式,经常以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古典音乐作品的美与震撼,能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这些作品歌颂善良、美好,鞭挞邪恶、虚伪,体现了人类普遍的道德评价标准。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青年学生,欣赏这类作品,能引导他们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优美乐声带来的心灵涤荡使他们受到美好、高尚的情感熏陶,使情感得到升华,进而促进其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水平。古典音乐因其精良创作以及演绎特点而被称为高雅的音乐,这些音乐可以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审美观,潜移默化中改变学生的音乐欣赏的倾向,并能使心灵得到净化。通过在古典音乐欣赏课上的讲解、分析及引导启发,等于教给了学生一把打开古典音乐神圣殿堂的金钥匙。学生音乐欣赏水平提高了,就可以自主分辨什么是健康、高雅的音乐,什么是低级趣味的、庸俗的音乐,丰富了其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能够促进大学生发展智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古典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具有益智功能,它的益智功能对发展人的知觉能力起到很大作用。听觉、视觉、触觉等知觉能力是智力的重要内容,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因此能培养人的听觉能力。接受过音乐教育的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音准感、旋律感、调式感。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中的器乐学习对于发展人触觉的灵敏性、分寸感、适度感有很大的帮助,并能以此来激活大脑神经,从而促进大学生智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实践表明,音乐欣赏课是辅德、益智、健体、促劳的重要课程,是培养大学生德育、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古典音乐的学习和欣赏也是音乐欣赏课堂上必不可少的内容。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力的古典音乐,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促进和谐校园环境的形成。进行古典音乐教育,利用其美感及文化内涵对大学生的道德情操进行陶冶,使其追求先进的、高雅的审美情趣,在思想上升华到一个全新的认识。既促进了高校素质教育的发展,也提高了大学生的个人素质,对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具有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开设古典音乐欣赏课, 既对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又能促进高校素质教育的良性发展,从而达到全方位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审美水平的目的。由此可见,古典音乐欣赏课对高校素质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校中开设古典音乐欣赏课并予以重视是十分必要的。
1让幼儿“接触”古典音乐
台湾立恩蒙特梭利教育方案将蒙氏原有的五大教育领域扩展为十大教育领域,分别为:日常生活训练、感觉教育、语言教育、数学教育、文化教育、体能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戏剧、社会教育。蒙特梭利认为,孩子能向周围的环境吸收一切,而0~6岁是最佳吸收期。因此,针对0~1岁左右的孩子,蒙氏教育设置了NIDO课程(NIDO是意大利文“鸟巢”的意思),引导婴幼儿早期建立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统合发展能力。“鸟巢”为新生儿提供味觉、听觉、视觉、触觉等多感官环境,循序渐进的对幼儿进行感官引导,以促使幼儿感觉统合。在开学初期,这间“鸟巢”里一共接收了8名婴幼儿,其中6~7个月的幼儿两名,10~11个月的幼儿3名,12~14个月左右的3名。几乎每一名刚刚来到“鸟巢”的幼儿都离不开妈妈的呵护,离不开妈妈的怀抱,不时地发出阵阵哭闹。这时,通过教室里的音响器材,轻轻地传出了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四季》是协奏套曲《和声与创意的尝试》中的头四部分,即春、夏、秋、冬。作品大约创作于1725年,其中以《春》的第一乐章(快板)最为著名。
这是一段歌颂美好春光的音乐,强弱交替的力度对比使音乐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我们惊喜地发现,刚才还流泪满面的幼儿不知何时已停止了哭闹,不时地向四周张望,想发现鸟儿在哪儿歌唱?充满欣喜、充满渴望,情绪慢慢稳定下来。音乐给幼儿带来的冲击是非常细腻而有力的。在不断重复播放《四季》时,幼儿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非常激动,左顾右盼,有的情绪稳定,静静地听,一般在播放半个小时左右时大部分幼儿会听着乐曲在妈妈的怀抱里慢慢睡着了,总的来说,这间“鸟巢”里的大部分幼儿对古典音乐的反映不太明显,还无法感知到古典音乐的精致美妙。这样过了一个多月,随着来到次数、时间的增加,那3个稍大点的孩子中有两个在听到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E大调时开始跟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自己的身体了,还不时的喃喃细语;随着音乐身体律动是这段年龄的小朋友生来具有的本能,喜欢抓握、触摸,逐渐完成从翻身到爬行、站立到行走的过程。把幼儿放置在这样一个充满古典音乐的环境中,他们将很容易受到感觉刺激。通过对这8个幼儿的观察不难发现,这3个月在“鸟巢”里播放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对幼儿还没产生什么吸引力,主要是让幼儿身处充满古典音乐的环境,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古典音乐,让古典音乐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对幼儿产生影响。
在往后的第3~4个月,继续重复播放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同时又新增加了莫扎特的《嬉游曲》和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莫扎特的音乐典雅秀丽,如同珍珠一样玲珑剔透,又似阳光一般热情温暖,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而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这首别出心裁、谐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具有十分感人的魅力,作者以生动的手法,描写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聚会中,各种滑稽有趣的情形。整部组曲由十四个分曲组成。在跟踪观察中发现,反复播放《动物狂欢节》旋律的过程中,一岁半的“琪琪”在听到(一)序奏及狮王的行进时,眼瞪得大大的,就好似威严的狮子;听到(二)公鸡和母鸡时一岁多的孩子走到音响旁,四处张望想发现公鸡和母鸡藏在什么地方?当听到第(八)毛驴时高兴地手舞足蹈,听到(十三)天鹅这段最优美、最动人的旋律时,“琪琪”和另一名幼儿静静地趴在音响旁,生怕把美丽的天鹅赶走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听、模仿并重复着公鸡和毛驴的声音,充满表情而又富有音乐性的牙牙学语;当然睡觉的时间也要听,一天要听二三十遍,还不许教师关掉,百听不厌。医学专家认为,幼儿的听觉在母体内4个月时就已经形成,在一个人经验形成的感觉通道中,聆听是最重要又最不被重视的能力之一,让幼儿反复聆听会帮助记忆,也能获得单纯的喜悦。
而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人类的世界语言,儿童天生就具有最高级的艺术欣赏能力。但也明显看出,年龄偏小的幼儿相对年龄偏大的幼儿来讲普遍存在对古典音乐反应迟缓、漠不关心的情况,甚至有一名7个月幼儿每当听到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时,总是不停地哭闹,老师只好把她抱到其它教室里去,这种现象存在了两个多月。蒙特梭利称这种倾向为“吸收性的心智”,在她的著作中,常用海棉来比喻儿童的头脑,对一个儿童来说,运用全身所有的感官,去研究他周遭这个有趣的环境而获得讯息,是一个自然而且愉快的活动。像传声板、传声简、蒙特梭利铃(分辨音高之用),这些是为训练幼儿耳朵分辨声音的能力的,大部分幼儿都能拿起来玩耍,并且还相互之间聆听,相互互换使用,在真实的生活体验中自由成长。通过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可以发现古典音乐对他们有了初步的影响。
2让幼儿“感受”古典音乐
幼儿对古典音乐的感觉,首先是对旋律的感觉;而古典音乐对幼儿的影响,应该是在节奏方面。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经过长期研究、试验,总结出儿童在音乐才能的发展上有敏感期,婴儿降生后对音响就能产生反应;大约在5个月左右就能开始对音乐的音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应和记忆力;大约在7个月就可能会模仿简单的节奏;9个月时会辨别不同的旋律;16个月可以学唱部分旋律;两岁时就会学唱较完整的旋律。而在蒙特梭利看来,儿童是永恒的求知者。他们“从周围环境中吸收各种信息,并将它们纳入自身”[1]在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引起学习者兴趣的环境中,儿童会有目的地、自由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琪琪”等幼儿在蒙特梭利幼教中心已经待了6个多月了,古典音乐继续天天播放,一部分幼儿能把听到的声音“收录”下来,然后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行动或语言“回放”出来,“琪琪”等幼儿还会把几个月前听到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片段“模仿”出来,虽然不是太完整、准确,但不难发现幼儿对听到的古典音乐有了比较长期的记忆。
IC“幼儿之家”里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是日常生活区,14个月~3岁的幼儿,通过丰富的日常操作从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教具等产生刺激,传讯给大脑,再由大脑传讯给感官,使孩子产生知觉、思想,构建智力基础,从而达成自我意识。IC的另一重要区域就是它提供了比“鸟巢”更为丰富的感官体验,由台湾原装进口的教具和教材,尽量迎合每一位孩子需求,使儿童的感受性更加敏捷、准确、精练,给幼儿带来更丰富的感官刺激。此阶段的幼儿走路、站立、跑步、跳跃、蹲下、翻滚、登高、越过障碍物等动作都已熟练驾驭,探索方式丰富,欲望强烈;幼儿耳朵里听到的是古典音乐,身体感觉到的是律动,这种节奏和运动本身充满爱和想象,而且这还不单是一种节奏,还有强弱、快慢、音高、音调的变化。这时给他们播放一些节奏明快、短小活泼的古典乐曲,启发幼儿随音乐有节奏地做拍手、招手、摆手、点头等动作,然后逐步增加踏脚、走步等动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在充满刺激的环境中长大的实验动物,每个神经细胞都会多出25%的神经突触,从而得出结论“丰富的体验形成丰富的大脑”,音乐正是能造成这样的的一种体验。
在这以后的7~12个月的时间里“幼儿之家”教室里每天循环播放海顿的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土耳其进行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贝多芬的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李斯特的《爱之梦》等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以及古典主义音乐时期的作品。到最后的9~12个月播放巴赫的G大調小步舞曲以及《六首为不同乐器而作的协奏曲》。每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间断地播放。听古典音乐的人大都知道,巴赫的音乐像变化莫测的大海,神秘、广阔、耐人寻味,独有一种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乃至于历久常新的味道。通过观察发现:这时期的孩子对曲调还不是很敏感,更不懂什么是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对他产生刺激的还是音乐的节奏。我们知道,让婴幼儿接触音乐越早则越有益处,把幼儿放置在一个充满古典音乐的环境中,他们将很容易受到感觉刺激。幼儿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与陪伴在身边的父母一起随着音乐舞动,拍着小手、摸爬滚打,相互嬉戏,沉浸在美妙的古典音乐氛围中。事实上,幼儿在学会开口说话以前,就已经知道如何灵活地运用肢体语言与外界进行有效地沟通。2~3岁的幼儿基本掌握了母语口语表达,也喜欢自己创造一些精彩词语,喜欢听故事,也能简单复述故事;开始寻找伙伴,注意力转移到周围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身上,并试着主动建立友谊,分享玩具等社交活动;通过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可以发现他们对古典音乐的反映,一窥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幼儿最佳吸收期应让孩子聆听各种节奏不断变化的古典音乐,鼓励幼儿通过游戏、律动、歌谣、故事以及戏剧表演等让孩子们走进音乐的殿堂,感受不同的古典音乐风格,促进幼儿大脑发育。
3让幼儿“尝试”古典音乐的好处
通过近一年的观察,笔者对蒙氏教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它强调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以适应性为学习目的,以启发性为教学原则。而古典音乐的特有模式,有利于婴幼儿认知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帮助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学习有关数学、科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听古典音乐能够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和理性思维能力,幼儿的语言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因为音乐的节奏、音调和反复性能增强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蒙氏教学与播放古典音乐,我们感受到在孩子们身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幼儿对音乐的感受不再是抽象的、陌生的,兴趣更加浓厚。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古典音乐中所具有的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情感和缓急有序的节奏,能与幼儿内心的情感产生共鸣,并随着音乐的节奏舞之、蹈之,因此而身心愉悦、活泼、健康。
(2)古典音乐不仅是声音的艺术,而且也是灵性的艺术,丰富的音乐语言是人类理性和情感的最抽象表达。弥补了语言文字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不足,帮助培养儿童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孩子们参与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变过去的被动听为主动要听,重复听,促进了幼儿智力的发展。
(3)表面看来,音乐是跳动的灵感,但乐章与乐章之间,乐句与乐句之间,乐器的搭配无不体现了缜密的逻辑。不同乐章的发展、递进、互动,乐器之间的相互辉映都表现出了音乐的理性。无形之中就能把这种理性传导给他们,有助于幼儿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时通过蒙氏教学,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增强了,能够与同伴主动交往。
(4)婴幼儿在活动中的快乐是一种内心体验,人生之初,听觉神经的发育和成长,决定了儿童智力的高低。这时候尤其需要大量音声的刺激,风声、雨声等大自然之声以及人的声音,再辅之以音量适中音乐之声,就是最自然、有效的教育方式。音乐不仅可增进幼儿的乐感,更重要的是多听高雅的古典音乐,还能开发幼儿的右脑,从而使左右脑功能平衡。同时婴幼儿时期又是人类习惯、性情养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启蒙教育将成为其一生的兴趣和爱好,让他终生受益。
人们把蒙氏教学称为“快乐教学法”,一位家长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这样感兴趣,更别说孩子了”,再没有比家长们的认可更令人欣慰的了。音乐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它对孩子今后的生活、学习和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学家证实,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的智商明显高于其他同龄儿童;日本幼儿开发协会的母亲们证明给宝宝听莫扎特的小夜曲能使她们的孩子更加活泼聪颖;现代科研结果已经证明,音乐的神奇力量确实有助于幼儿的成长与发育,对其一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在孩子音乐敏感期的发展上,多给放些古典音乐吧,让孩子感受音乐的美,激发孩子思考、想象、创造等能力,让孩子感受到音乐的奥妙及乐趣。
在音乐的发展历程之中,人类将从巴洛克时代一直到20世纪早期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而20世纪初到现在,以非传统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被称为现代音乐。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古板、严肃的古典音乐渐渐被追求个性的现代人所抛弃,现代音乐则成为主流。而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古典音乐也是渐渐地被融合进现代音乐之中。所以现阶段,音乐艺术呈现出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交织的发展现象。
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异同
(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区别
古典音乐严肃、庄重,起源于古代欧洲的皇室音乐,更加注重强调乐曲本身,在创作时任何一个细节都要经过严密的思考甚至是计算,而这也很有可能是现代大多数人听不懂古典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古典音乐相比,现代音乐更注重人声,以演唱者为着重点,相较于严密的古典音乐缺乏旋律的严密和思维的严谨。但也正是因为其通俗、随意,现代音乐在现代更为人们所接受。
古典音乐带给听众的感受是和谐、深刻、优美,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够很好地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的感情。《月光曲》的轻柔、《天鹅湖》的凄婉、《英雄交响曲》的庄严等等,都是古典音乐严密的乐理逻辑和严谨的曲序给我们带来的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不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流派,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都是灵魂的深化,让我们的心情在作者精心营造的音乐环境之中得到沉淀。总之,古典音乐以其或恢宏大气、或轻柔婉约的曲调,给听众不寻常的感受。
与早期为皇室所独享、规格严整的古典音乐相比,20世纪初期开始流行的现代音乐以其不受拘束的旋律和个性洒脱的曲调,被更多的人们所喜爱。现代音乐的类别比古典音乐更为多样,但是无论是狂暴的重金属电子音乐,或者是婉转的蓝调,亦或是令人费解的印象主义音乐,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冲击与震撼。古典音乐因为严密的乐理逻辑,使听众的感觉大同小异,但是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冲击,却是因人而异的。
从创作的角度进行分析,古典音乐家是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了自己的音乐,而现代音乐的作曲人更加注重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之中取材,让音乐更加贴近生活,这也是现代音乐给人带来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二)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共同点
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音乐的目的都是宣泄人类内心的情感,所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在于情感的宣泄。古典音乐的创作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乐曲之中,通过不同的乐器与旋律的起伏来渲染感情的表达。而现代音乐则是将现实生活和音乐艺术进行糅合,通过简单易懂的旋律和曲调的风格将现实生活巧妙地展现在了乐曲之中,让乐曲活了起来。而更多的现代乐器在现代音乐之中的应用,也让本就冲击力十足的现代音乐更富冲击力。
古典音乐虽为古典,但是在古典音乐创作的年代,古典音乐也是那个时代的现代音乐。所以浓厚的时代色彩,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另一个相同点。
二、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单一的古典音乐或者现代音乐的渲染力已经不能更好地满足听众对于音乐的需求。而现代音乐的创作者在不断地音乐实践之中,也发现了现代音乐因为太追求个性,而带来的乐理与曲调之上的不足。古典音乐严密的曲调和严谨的乐理逻辑开始渐渐地被现代音乐创作者所接受,很多作者都开始注重将古典音乐加入流行音乐之中,让音乐在给人以冲击的基础上,带来古典音乐厚重的感受。在此基础上,现代音乐也在古典音乐的影响之下开始追求内在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努力营造一种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音乐环境。
古典音乐因为其浓厚的时代色彩,给现代听众所带来的感情冲击并没有现代音乐那么强烈,甚至很少能够引起听众内心的共鸣,更多的是带给听众一种听觉之上的共鸣。所以现如今的古典音乐演奏,开始向现代音乐学习。在保证古典音乐所特有的内在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基础上,从乐器等角度下手,增强古典音乐对现代人的感染力。
三、结语
风格迥异的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风格感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聆听,我们所听到的美都是不同的。而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因为其具有宣泄人类情绪的统一目标,所以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影响之下,二者必然会逐渐走向融合,将音乐带向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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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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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单纯的保护到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和满足居民生活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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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既浓缩了过去又影响着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史学特征 史学功能
论文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论文摘要:薛绍徽在《满江红》的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官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栽,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空白。
论文关键词:薛绍徽;满江红;词前序;海战;价值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晚清闽籍杰出的女作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黛韵楼遗集》。其夫陈寿彭(字绎如),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晚清外交官。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区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且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自幼聪慧,学识渊博,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诗词,功力深厚,并反映社会现实。她在晚清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涉及社会改革、女学教育等及有治学见解的文章,对当世很有影响。林怡在《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阑珊春事花谢水流》等文中,介绍了对薛绍徽的研究情况并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薛绍徽与其夫共习艺文,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文名播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学士。去世后。家人于1914年出版家刻本《黛韵楼遗集》四册传世,刻本封面题签系近代著名文士姚华。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为《黛韵楼诗集》,集名系陈宝琛所题;第三册为《黛韵楼文集》,集名系陈衍所题;第四册为《黛韵楼词集》。集名系林纾所题。足见作为介女流的薛绍徽曾以她非凡的才识为当时名儒硕学所敬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绍徽是冰心、林徽因、庐隐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闽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
她才华学识并不只是表现在她的翻译文学上,而是表现在她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的创作上。“作为闽中才女的杰出代表,她的诗文一洗闺秀创作惯有的脂粉铅华,呈现的是基于传统温柔敦厚风格之上的新风貌……”。她的代表作《秦淮赋》全文长1540字,其中赋文1353字,赋前序文187字,全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大气沉郁之势,又有清丽隽永之笔。夹叙夹议,句句用典,可与俞平伯、朱自清二人的《秦淮赋》相媲美,笔者认为“其驾驭锤炼辞藻的空灵才气”甚至略高一筹。
这里只介绍她的一首词《满江红》的序:在此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管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而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载,单凭薛绍徽的这个序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感谢和铭记她。
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
序:中元日,绎如以甲申之役。同学多殁战事,往马江致祭于昭忠祠,招予及伯兄同舟行。航工一老妇言:当战时,适由管头载客上水。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避梁厝苇洲中,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小舟咸震慑。无敢行。四更,有橹声咿哑至。既近。则一破坏盐船。船有十余人。皆上斡乡远近无赖,为首林狮狮,讯敌船消息,既而驶去,天将明,又闻炮响数声,约有木板纷纷飞去而已,盖狮狮等虽横行无忌,此际忽生忠义心。见盐船巡哨者弃船逃走。既盗其船,用其炮,乘急水横出,将近敌船,望敌将孤拔所坐白堡者,燃炮击船首上舱,舱毁,敌惊返炮。而狮狮等并船成齑粉矣,绎如闻说。骇然曰:“是矣!数年疑案,今始明焉。”余叩其故,则曰:“我在巴黎时。适法人为孤拔竖石像于孤拔街。往观之,遇相识武员某言:曾随孤拔入吾闽。初三日战时,华船仓卒。无有抵御,惟至翌日天将明,似有伏兵来援。炮毁舱。孤拔睡梦中。舱板折,压左臂。伤及膏。还炮则寂然。乃疑港汊芦苇处无不有兵,急乘晓雾拔队出口。又畏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至白犬。修船治伤,弗愈。又至澎湖,终以伤重而殒。此一说也,我初闻以为妄。意是日之战,吾船既尽歼。督师跣而走。此江上下。实无一兵,安有翌晨突来之炮?不意今日始知有林狮狮诸人者。噫嘻!天下可为盗贼者,亦可为忠义。虽其粉身骈死,能使跋浪长鲸于怒波狂澜中,忽而气沮胆落、垂首帖尾、逃匿以死。其功岂浅鲜哉!惜乡僻。无人为发其事,子盍为我记之?”余曰:“唯”。用吊以词。
词:莽莽江天,忆当日、鳄鱼深入。风雨里、星飞雷吼,鬼神号泣。猿鹤虫沙淘浪去。贩盐屠豕如蚊集。踏夜潮、击楫出中流,思偷袭。咿哑响,烟雾湿。砰訇起。龙蛇蛰。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
词前序中,薛绍徽对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补充:
首先,介绍了《满江红》的写作背景,约1890年农历七月十五。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字绎如)去马江(马尾军港)昭忠祠祭奠在中法海战中战死的同学,招呼薛绍徽和伯兄一同前往,他们同船而行。一位摆渡的老妇人向他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细枝末节,但却对研究中法海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然后,词前序中描写了当时惨烈的战争场面:“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当时,老妇人们避藏在芦苇洲中,只“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她们的小船上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贸然前行。可以看出敌人有备而来,我军仓促迎战。
其次,词前序中描写了这场海战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林狮狮出场了,薛绍徽先介绍了林狮狮等人的身份,平时他们都是上斡乡受清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当国难当头,他们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乘潮高流急、横空而出,接近敌船,用盐船上的大炮,向敌主将孤拔所在白堡上燃炮袭击,用炮轰击船首上舱,船舱被炮击毁,敌船惊慌返炮回击,林狮狮等义士所在战船被击成齑粉,他们慷慨就义,以身殉国难。他们的英雄壮举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爱国精神,反映了国难当头下层人士自发地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在文章中薛绍徽大胆地歌颂了林狮狮等人的爱国行为,与弃船而逃的“盐船巡哨者”和“跣而走”的清军“督师”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作者能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和无情的抨击,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再次,词前序中通过绎如(陈寿彭)的“骇然曰”补叙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侵略军的海军中将孤拔被林狮狮等人用炮击中,不久。孤拔伤重致死与澎湖。法国人为纪念其人,将孤拔的石像高高地竖在巴黎的孤拔街上。
最后,表达了绎如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法,表明了观点,替无人知其事感到可惜,让薛绍徽替他记载下来。薛绍徽不但记载了这件事,还写了一首《满江红》来凭吊。
林狮狮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一个平时受清朝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一个在甲申中法海战中用生命鲜血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辉煌业绩的民族英雄。但在我查阅的大量的中法战争历史资料中却从未提及此人。
在印鸾章著《清鉴》卷“十三法军寇闽陷马尾”条中记载与薛绍徽的上一篇词前序背景的交代基本相似,“佩伦仓卒遁”与“督师跣而走”所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很多细节多没有记载。提督孤拔如何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为什么不久即死在那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遇到相识武员某,听了他的话才明白,原来第二天拂晓时,法军以为清军好像有天降神兵来增援,又怀疑港汊芦苇之中,无处不有伏兵。急忙乘拂晓大雾率领舰队仓皇出逃,又害怕与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到白犬,又至澎湖。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清军。而是林狮狮等义士,当国难当头,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自发地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向敌舰发起了攻击,击重了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所在的军舰,使孤拔伤重而亡。林狮狮等义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撼天地,泣鬼神。
笔者认为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的叙述是公正的、客观的,这个材料为研究中法海战提供了详实细节资料,这则珍贵的史料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个真实的、说法一致历史展现给后人。
薛绍徽在《满江红》词前序中,提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孤拔是法国海军中将,被法国任命为舰队司令。1884年7月15日,他率领一支拥有8艘军舰的舰队驶抵我国闽江口,把战火扩展到福建和台湾的中国领土上。在海峡两岸犯下了滔天罪行。孤拔是侵华的罪魁祸首。在1885年3月甲申海战中,被英雄人物林狮狮等人开炮击重。受重伤,6月结束了他罪恶的短暂一生。死在了澎湖,真是大快人心。可是这场中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取得胜利的战争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巴黎停战协定》、《中法新约》而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纵有新式枪炮,也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更谈不上富民强国”。孤拔是侵略者的头目。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但他却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石像高高立在巴黎,让法国人民世代敬仰,而我们中国真正的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无人知晓。被历史尘封。感谢女作者薛绍徽《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中国人民也知道我们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林狮狮的名字吧!
孤拔高高立在巴黎的石像在时时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希望屈辱挨打、对外软弱妥协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老教授激动的热泪,才女作家“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的慨叹,林狮狮等人以身殉国难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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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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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德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教育”就应当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来促使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人格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升华,以促进人的生命整体不断获得发展为根本追求的学科教育。德国的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有生命的历史。只有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汇与融合,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在历史中“跃动”着生命。
一、知识关怀与精神关怀并重。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了。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字——“生命”。生命是一个整体,它由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生命成长的理性力量,后者是生命成长的感性力量。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的统一,因而,真正的教育关怀应是知识智慧与情感关怀的统一。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应该是学生精神的呵护者。学生学习的关心者是一种外在于学生的存在,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是走进学生心灵的人。做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会注重对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培植和成长。
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与情感培育并重
我们承认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就要把它当作整个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之间,精神培育应当是更接近于历史教育的本质,因而也就应当看作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加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强调使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崇尚科学精神的”、“民主与法制意识”等。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营造历史教学的情感氛围,带着情感去教,教有感情的历史内容,让学生在情感化的课堂氛围中,去品味知识内容所蕴藏的情感,体验情感、感悟情感,完善学生作为“人”的“真”、“善”、“美”高尚境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学科内容的特点,开发教材,组织学生通过查阅史料,品读历史、感悟历史,如在学习完抗日战争的专题时,我为了突出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形象,选用了下面的史料:
材料一:父送子“死”。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即将出征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材料二:冈村宁次日记(1938年武汉会战)10月初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敌军官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检查敌军战死者父母的来信,都是鼓励他们誓死为国捐躯的言辞。
两则史料,表述清晰,历史信息丰富,富含情感因素,贴近学生实际,分别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激情,效果非常好。达尔文曾说过,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如果我们能真正以史料教学为媒介,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探究性学习的方法,那么,学生不仅可以从容的应对高考,更为重要的是将受益终身。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实践中,决不能以单一的所谓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来遮蔽了历史教育的精神培育功能之光芒。否则,就是对以人文精神教育为本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异化。
三、历史与现实联系,促进学生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让学生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感悟历史,是让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问题,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人文教育的历史学科,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思想灵魂和情感的不断升华为发展目标的。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如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应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情境(或者说“神入”可能更贴切一些),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感受历史事物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从而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努力创设生活化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味历史,让历史课堂成为学生亲身“经历历史”的形态,——而且还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经历历史”。
我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和教材内容特点,把社会生活中官方大型祭孔、一些城市出现的读经热,网络语言流行等鲜活题材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将历史知识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创设两个讨论问题:(1)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官方举办大型的祭孔活动,国内兴起了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全日制私塾。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信息时代,网络语言丰富,有人说,这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垃圾,你会持什么观点呢?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提出后学生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中学生思维的活跃和迸射出的创新思想火花令我惊喜。例如在如何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学生除了得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外,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尊重其它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性”。而对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中,由于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表现更是精彩不断。生活化的历史,在促使学生的思维启动和运转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潜移默化中使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主题得以升华。
齐健老师曾经对历史教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解读,即:“历史教育=思想之旅+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教育与教学视为生命活动的场所,视为生命意义的实现途径,使历史教育具有生命的灵性,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摘 要: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就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工作。笔者将从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课外教学中简略的阐述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关键词:历史学科 德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094-01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人们对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才是德才兼备;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就是是要培养学生爱校、爱家、爱国的思想感情,更要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如何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呢?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展述个人认识 :
一、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课堂德育教育的内在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比较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与同一时期世界农业、手工业比较,认识到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先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引导学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国壮举,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功能,利用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学生的自我德育教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科成了所谓的“副科”,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学生在德育养成方面的主体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讲历史故事,围绕德育教育的主题进行话题的讨论和演讲。故事或话题的素材由学生自己搜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课外资料,全班同学面前的自我表达,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切不可放手不管。
三、充分利用历史的资料、信息实行德育教育
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这些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达到德育教育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博物馆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四、充分利用地方史进行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由于涉及到身边的人、事、物,学生容易感兴趣,认为可信,易于接受,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德育教育效果。如河西走廊西路军的历史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祖国与家乡的融合,身边先贤的事迹感染着学生,学生的情感和道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史素材是加强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五、积极组织课外活动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历史课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活动来临时,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课堂教学功能,同时可以举办专题讲座或专题报告,形成可以面向全年级或全校学生开展,可以举办图片展览,使学生形象直观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图片可由学生自行收集。(2)播放录像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多次组织学生,播放有关历史文献片和电影,使学生直观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例如在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时,对中华的石窟艺术,可以播录像片,把石窟艺术的雄奇,精美展观在学生面前仿佛使他们融入到艺术的海洋里。这样的形式学生深受喜爱。(3)撰写历史人物小传。教师要求学生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进行探讨,并撰写人物小传,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并对其功过进行评价。例如写曹操、陈独秀、拿破仑等的小传。(4)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报告。教师可以选择一本历史著作、人物传记、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组织学生阅读。然后要求学生写一篇包括介绍所读书籍或文章内容、作者观点的读后感。(5)历史故事报告会或演讲会、历史成语故事会等。可以分组,通过竞赛的形式,使学生感到为集体争荣誉。这项活动富于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竞争性,深受中学学生的喜爱,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更多的故事素材,学生自己进入“角色”,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教学效果很好。(6)结合纪念重大节日,开展德育教育。通过这些纪念活动,组织专题报告和历史图片展,生动再现这些历史情景,如有勿忘国耻“九一八”,中国共产党诞生,香港回归等。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社会现象和事迹可以被用来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由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要实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一定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只有将德育教育渗透置于历史史实之上,这种教育才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教师要尊重历史事实,将准确的知识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以切实达到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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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年级的历史学科学习是学生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关键的一步,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和教学方法都是成功的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八年级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兴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 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 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众多教 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 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甚至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尽 可能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 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 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 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 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 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 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 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 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 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二、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讲好课文中的有关插图,对引发学生兴 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记忆,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 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 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 。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 ,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 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 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 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 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 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
一 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 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 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 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 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做出“中国”和“西汉 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 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 书写材料。继而我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与纸相比,竹木简和帛的缺点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竹木简太笨 重,帛的价格昂贵”后,我指导学生看彩图27“汉代木简,”指出这就是汉代以前的书。看到这种用绳子串 木简做成的书,引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这时我又加上一句话:“要是你们的书包里的学习材料还是木简的话 ,该有多少木简?会有多重?”学生听后,情不自禁地议论纷纷,都感到纸的发明太伟大了。我紧接着提出第 四个问题:“西汉发明了纸,为什么东汉蔡伦又要改进造纸术?”由于课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 很难准确,而这个问题又是必须了解的。我告诉学生:“在蔡伦之前造的纸质量差,易脆裂,厚薄不一,急需 改进。”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 ,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 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 ,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 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 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 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 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 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 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 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 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 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 张骞在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 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 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情境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探索 《历史与社会》是开放的课程,教学内容紧紧联系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但各部分内容之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逻辑结构,若按灌输知识式教学模式讲授,很难取得较好效果。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增强其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学生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高度还原或仿真实际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其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互动中完成对问题的理解、衍生和知识的应用、重建,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创设情境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设声情并茂的语言情境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最普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八年级《历史与社会》 本身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然而,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抽象概括、提炼浓缩的书面语言。因此,通过形象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才能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求知欲。对学生而言,苍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讲述,就像是一潭死水,让人昏昏欲睡;空洞的情感,千篇一律的语调,就像是一盘淡而无味的菜,让人兴味索然。若能丰富语言表达法,或寓事于理,或寓情于景,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声情并茂地再现,就能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如讽刺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时,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样说:“慈禧太后多年来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现在,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该踏出右脚或左脚了。”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他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就用了这样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老师能够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驾驭语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何愁学生不专心,何愁教学效果不提高呢? 2 创设生动直观的教具情境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视觉效率比单纯的听觉效率要高30%左右,这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轻易地记住一部电影的主题内容,却不能同样轻易地在听别人朗诵一遍剧本之后就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依照心理学对于记忆规律的研究,通过不同渠道,对受教育者的大脑皮层进行多重刺激,有助于巩固记忆的成果。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应用直观教具正是为了通过学生的多种直觉感官全方位地认知,既可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社会》是一门鲜活而且有趣的学问,从而产生兴趣,又可帮助他们在更容易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产生获得认同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如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由于学生缺乏战争的感性经验,教师光讲课文往往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特意播放了电影《珍珠港》的片段,让学生亲自感受,再配以教师具体的讲解,就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美国军队的训练有素,战争的残酷性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3 创设活灵活现的角色情境
当今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喜欢形式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他们又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强烈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的最好刺激,乃中创设模拟角色情境,比如自编小品,通过学生模拟历史片段,渲染课堂气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学史兴趣。如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用军事家的思维去思考:如果你是英国海军总司令,你打算如何设计到达中国的路线?达到后选择哪些地方和中国军队作战?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在讲到鸦片战争的影响的时候,我又要求学生用政治家的思维去思考:战争胜利了,如果你是政府代表,你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学生都有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梦想,在课堂上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过过瘾,他们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再加以点拨,不难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得出《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结论,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点。这样的学习方式要比老师的“灌水”有趣得多,有效得多。
4 创设欲罢不能的问题情境
巧妙地设置问题,以引导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求知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可以以设疑—答疑的方式来解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教材中的结论,有意识地、巧妙地设置成问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协调活动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状态。
5 创设别有滋味的另类情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历史与社会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座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在结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风格和特点,在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课堂里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情境。
比如在讲到《盛世文化》时,可以像语文老师那样上一堂诗词鉴赏课,师生共同于都,共同赏析,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作品出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原因。
情境教学固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某些情境的设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一方面需要认真甄选适合情境教学的内容,不要刻意追求每一种情境教学模式都要用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如何改变“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情境教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往往会在课堂上出现一部分学生出尽风头,另一部分学生默默无闻的尴尬情境。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努力探索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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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的本质与历史学科的特点密不可分。历史学科具有前瞻性、当代性、人文性、主客观统一性及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有效教学是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命。如何作到有效教学,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试从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几个方面谈谈感受。
关键词:有效教学;创设情境;精心设问;生活化教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何以高质量教学迎接挑战,是每一位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余文森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回答: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学会到会学;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那么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下面就结合近几年我的教学实践谈谈。
一、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重温历史
我们都明白一个现实: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却可以让历史“重演”,那就是创设有效的“历史情境”。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很多,著名学者韦志成先生有如下论述:1.扮演角色
体会情境;2.播放音视频渲染情境;3.联系生活展现情境;4.运用实物演示情境;5.借助图画再现情境;6.锤炼语言描绘情境;7.结合实际优化情境等等,我们在教学中不妨加以尝试。
我在讲授“三顾茅庐”时,采用扮演角色体会情境的教学方式。课前找五个同学分别扮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门童,向五个同学交代演出的内容:刘备如何三次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如何显得很不耐烦,最后刘备终于请到了诸葛亮并成就了一段佳话等。学生结合平时从广播、电视等平台中获取的相关知识自编台词,我帮助修改,同时进行简单的布景设计,学生边看演出边体会刘备为成就大业而三顾茅庐的辛苦。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不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引导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逐渐改变其学习方式,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探究式学习。
二、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的是问号。”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维是否动起来,关键取决于问题的设计与生成。问题的设计,首先足以让学生真正开启思维而进行一番苦苦思索的;其次又应当是使学生可以有一定的思维成果,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品尝到问题解决的喜悦。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才能促使他们自觉投入到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中去。这样的问题设计才具有其存在价值,才能作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在学习“伏尔泰启蒙思想的意义和影响”时,课本中这样描
述:“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此时我就引导学生思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促进了传播这些思想的国家的思想解放”。有哪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些?此时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互相探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学生的思维达到最大的活跃状态。这样既达到教学目的,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三、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扼杀历史的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把历史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和事务分离出来。他特别强调:历史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很明显,他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许多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时事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将经过筛选过的热点时事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摆脱教材所限定的时空限制,使学生能穿梭于时空的走廊,古今结合,拓展了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中联系现实,使学生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历史知识,也了解了新闻时事,进而帮助学生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进而增强学生的时代感和历史学习的使命感。
总之,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去组织教学,加强学习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有效合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切实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教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有鲜明的国情意识和时代特点,体现了跨世 纪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但它是一套无“纲”(教学大纲)之“本”,用之者还在起步阶段。所以,一线教师 深感它的难度太大,很不适应,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其中就有学科能力这一难题。我把这两年教学的感受 “提要”出来,仅供批评研究。
一、熟悉重要史实的能力
这是一项首要的、最基本的历史学科能力。主要有:听、视和观察的能力,阅读能力(小字和好懂的原始资料),记忆能力和区分史实作用的能力等。配置于教材页面上的文字和画图,大都有史实意义,所以要善于 区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教材特点所要求的一项能力。(1)区分主体内容和从属内容;(2)区分必须储存和 “过眼烟云”;
(3)区分基本史实和非基本史实。基本史实(在历史的点、线、面、体中不可或缺)必须熟悉, 扎实准确,“入库”储存,例如大字(主体)的内容、大事年表和历史地图中最重要的地名、空间等;(4)区分基本史实的相对性。即在这一历史体系中是基本史实,而在可以涵盖它的另一再大的体系中,是非基本的史实 了。此点较难,重点较不妨试试。
中华民族拥有的文物、古迹和馆藏极为普遍,图片影视资料极为丰富,可同熟悉重要史实结合起来,并适当发展乡土访古考察的能力。
二、理解历史概念的能力
历史概念是在历史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思维活动抽象概括而成,以反映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和运用历 史概念是理性认识历史的起点,是历史思维能力的“发祥地”。历史概念在学科能力中举足重轻,是基本能力中的“基本”。
1.单一型历史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单位”,教材中比比皆是。属于史实性的有“井冈会师”,“《北京条约》”,“台儿庄战役”等。属于论断性的有“民族英雄林则徐 ”,“工农武装割据”,“中外‘和好’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爱国统一战线”等。
2.复合型历史概念
它由若干个单一型历史概念组合贯通而成,又称概念系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是三个独立存在的单一概念,但组合贯通之,成了“三大战役”这个复合型概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这一概念复合了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三大运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这五个单一概念。参 与“复合”的各个概念之间,是由其内在逻辑联系而成——或递进关系、或因果关系、或包含关系、或并列关 系等。
3.历史概念的特点
(1)各类各个概念都有客观性、独立性;(2)凡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准确的外延(量的属性)和内涵(质 的属性)。这是掌握和运用它的关键所在;(3)历史概念是历史基础知识的一个方面;(4)概念群体之纵横及其 网状化、序列化、具体化,就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5)对概念失之准确或错乱,必定损害正确的历史思维能 力的发展。
此外有众多的理性化概念,“半殖民地”、“共和政体”、“民主革命”、“改革开放”等等。运用时, 不要抠定义、追外延、究内涵,能恰当地揉合于史便罢。
三、纵横基本线索的能力
历史是线索的交织品。基本线索是跳动在历史有机体中的脉络,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万千纵横有线索 ,万千变化有线索。会抓、会用历史线索为历史学科独特有之的一项能力。
1.历史线索的两大类
在历史整体中,线索或隐或显地表现为粗细、长短、远近、中外、主从等;有曲线、直线、折线等;有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战争的、社会过程的等。但是,按性质和作用分辨,只有基本线索和非基本线索两大 类;按走向分辨,只有纵向、横向两大类。掌握了分类,就懂得了这项学科思维能力的基本思路。
2.基本线索的三重性
客观性,是它的第一性。主观性,为师生对它的认知(即“理线索”)。相对性,指它的起止时空限定和 功效的特定范围。三相结合,才能抓准用好。
3.基本线索的三功能
(1)贯通来龙和去脉,体现内在联系;(2)提挈内容和要点,利用抓纲织网;(3)明确趋势和归宿,揭示变化 规律。纵横这三项功能,可以让学科能力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4.基本线索的两误区
教材的“引言”本非基本线索,不可误认。有些教学参考书把基本线索写成了“内容简介”或“内容提示 ”或“内容概要”,都不可取。规范地表达基本线索时,必须精炼概括为一句或几句话说出。被基本线索所纵 横的重点要点,不是基本线索本身。
四、运用基本观点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其核心和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没有正确的观点 ,肯定不会有正确的历史思维能力。
近几年来,各省县市推出的初三结业考试卷,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学校的实际水平。但课上能力素质的要求 ,完全可以也应当高出它三两个“调头”。必须看到,初中学生没有多少基本观点在备用、待用,需要“实实 在在”地充分利用教材。教材是学生学习、领悟和初步运用基本观点的主渠道。
主渠道——本教材,可供领悟和运用的基本观点有: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原因和结果,共性和个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 质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前进和曲折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史上更明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 用等。
2.历史学科基本观点
主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政权和政体的观点,反帝反封 建相结合的观点,民主革命坚持三大法宝的观点,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等。
3.摘选引用性的观点
指教材根据需要而摘引他处的观点,但不全是照搬照抄。(1)对纲领、宣言、政策、口号等的引用;(2)对 人物言论的引用;(3)对著作的引用;(4)对定性、结论的引用,例如“林彪集团发动武装政变”、“‘一国两 制’的构想”、会议有关决定等。
4.因史为论性的观点
这类观点(论断、结论)是教材编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指导下 ,依据必要的史实和特定历史条件,提炼概括而成为教材的“具体观点”。本教材的“具体观点”比现行任何 其它教材(人教版)都突出。表现在:①在引言中;②在论断性性的章、节、目标题中;③在课文之中,例如 ,衙门的建立“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 程度”;④在性质、意义、评价和经验教训中。运用时必须注意:“具体观点”无普遍性,只起特定作用,只 能“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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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音乐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开展音乐教学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普及,要求加强音乐教学,激发学生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提高音乐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审美活动的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课程教学,务必重视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兴趣的培养,实施有效性教学,提高历史课程教学效率,强化学生的历史素养积淀,从而促进历史课程教学的积极开展。
[关键词]新课程;高中历史;历史教学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is/List_125.html" title="环境论文" target="_blank">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1]
另外,《普通高中文" target="_blank">历史新课程标准》中明确要求:“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is/List_20.html" title="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
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2]而这也为历史课程教学带来新的思考,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由于高考的因素影响,在教学中对于学生历史课程学习,重视考试成绩的提高,忽视学生能力的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再加之由于文理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积淀也较匮乏,这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鉴于此,在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应关注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兴趣的培养,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历史教学活动,从而有利于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提高,及其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课程教学,为教师的教学活动实施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而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必须实施教学改革与创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历史课程教学活动,学习了解高中历史新课程内容,倡导新教法的实践应用,倡导新学法的实践lank">应用。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中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发展,比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更具有意义。
事实上,学生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教学活动中,强化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历史教学兴趣,让学生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从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提高教学效率。我校教务处在教学中也明确要求:“重视教法和学法研究,做好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和有效学习方法。加强课堂组织和检查,构建学生乐学、好学的课堂模式。”这都是新课程改革下历史教学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及其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比学习历史知识点更具有价值,高考的历史考题中,诸多大题目都是材料分析题目,而这更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才能解决考试中的相关问题,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效果,促进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学活动的积极开展。
学习目标是学习的方向与目的,在历史课程教学中务必要让学生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建立适宜的学习抱负,积极的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发展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咸阳市中小学有效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要求:“要优化教学设计,从新课导入、情境创设、过渡迁移、操作实验、练习设计、活动组织等环节,联系学生的生活环境,立足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背景,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使创设的情境达到内容鲜活化、过程活动化、解题探索化、交流主动化、思维多样化、体验有效化,从多个层面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全过程。”这就要求在教学中既重视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重视学生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此来提高历史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2]而在历史课程学习中,应强化学生历史知识点的积累与学习,加强历史知识积淀,以此来丰富学生的历史素养,有利于历史课程的学习及对历史相关事件的分析与理解。
而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需要记忆性的内容很多,这就要求学生要强化历史重点记忆,增加历史课程教学的阅读量,加强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常见的记忆方法有顺序记忆法、串线记忆法、歌诀记忆法、趣味记忆法、规律记忆法、图示记忆法、联想记忆法、比较记忆法等。或是每节课前出一点问题,做个小测验,复习上一节内容,也可以安排在当节测验,以此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巩固学习要点。通过不同形式的历史学习记忆活动,强化记忆的效果,提高历史课程教学的效果,加强人文素质积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在学生学习与成长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如何积极开展历史课程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积极性,务必重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兴趣的培养,实施有效性教学,提高历史课程教学效率,强化学生的历史素养积淀,从而促进历史课程教学的积极开展。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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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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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教学: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所学东西。学习为了什么?开阔思维,学而致用,提升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中历史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对高中历史的学习了解历史大事件,历史课堂是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反思历史问题的课堂。但是,就现在看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效率的提高。
首先,课堂乏味无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太多。历史便是事实,在许多学生的想象中,那就是死记硬背能解决的事儿,对历史课完全没有兴趣,课上也无精打采,整堂课程下来没有一点收获,老师也会被这样的氛围影响,上课也没有激情和心思,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直至跌至冰点。整个高中历史教学就等于形同虚设,没有实现教育部开设课堂的目的。
其次,历史课本文字居多,不利于学生联想。不管是新课改还是老教材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几乎都是一大段的文字描述,学生们会更加觉得学习历史就和背书是一样的,在追求个性化的年轻人看来这就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没有必要花费一大把时间去背一些对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利益的课文。就算是学也是比较被动的,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整个历史中。这就是全文字课本给学生带来的直观感受。
具体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表现,本文就略举一二,针对新课改的高中历史高效教学课堂,我们应该采取很多的方法来改善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就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建议。
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中,课堂上老师讲解内容,然后布置课后作业,但这似乎是教师方面的行为,不一定代表学生,学与不学还是学生掌握的,老师也没办法了解清楚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学生根本就不适应这样的教育方式,学生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被动教育所带来的除了乏味以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能在短期内会有计较好的效果,但是路远知马力,时间就是最好的验证。有主动才有积极性,主动学习所达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它能长时间的保持学习的力度,学习成绩的起伏才能平衡。那么想要保持积极性,在各方面都需要做出努力。
学校方面,老师们可以通过趣味课堂的形式把历史知识融入进来,利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知识,《百家讲坛》类的历史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节目如此火爆不仅仅是与它的内容比较受大家欢迎,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讲者的讲述风格很受大家喜欢。总之,采用合理的方式提升积极性是学校正在面临的一大难题。家庭方面,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上可以起到引导作用,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翻阅历史书籍,多问孩子们为什么,希望他们能用讲故事的形式把已经看到的知识复述出来,提高孩子们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这对培养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有些很大的引导作用。
学生在自己学习的时候才能知道什么知识是已经掌握了,哪一个知识点才是自己的短板。学生自主学习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筛选,既节省了时间,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的教学就是把书本上系统的东西一五一十的讲解,内容比较繁琐,而且学生们听着也没什么兴趣,也就没有什么效果,由此看出,对历史事件而言,并不是都需要学生们掌握的,老师有责任选择比较有代表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事件进行详解,这何尝不是对学生的一种减压方式,也是在新课改下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历史课堂上,老师切记不要把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通通讲解,只需要抓住历史主脉,对历史有转折或者重大意义的事件详细讲解,这样既让学生们了解了历史的大纲内容,又能够抓住重点,而且给老师和学生都减轻了很多的负担,这是一个行而有效的好办法,也是之前一直都在使用的,在新课改下的历史课堂也可以延续这种方式提高效率。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那么在教学方式上也应当利用信息化技术平台,其好处在于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学生可以更方便快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内容。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个老师在一天之内重复的讲解课程三到四次,对老师来说既乏味又疲惫。有了新媒体的支持,教师可以根据终端的使用来控制教学的内容,改变了传统的言传身教。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对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有着积极推进作用。学生可以自行通过网络的平台,针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历史重大事件,观看相关文字描述或者视频资料,通过多方面的熏陶便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把历史知识掌握。
新媒体学习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在未来的教育中应当大力倡导,体现学习的自由和广阔性。同时也为老师的“言传身教”寻找到一条科学合理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压力,在新媒体的帮助下,学生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撼动了老师的地位和权威,网络的自由性也给知识的可靠性拉响了警钟。老师更多的任务便是对学生进行引导,筛选优质信息,纠正错误观点,更好的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而努力。
我们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利用反转教学模式。反转教学在社会的推动下,已经由构想变成了现实,虽然反转教学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是也难免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反转教学的教本资料不够完整,学生的自觉性不对得到保证,影响了学校老师的地位等等。这些弊端的紧迫性和发展的必要性都要求反转教学势在必行,而且要健康发展。然而我觉得利大于弊,只要学生们的兴趣培养起来了,以上的问题都将不是问题。
首先应该创建教学视频。应明确学生必须掌握的目标,以及视频最终需要表现的内容,在不少于大纲要求范围的前提下,可以灵动性地增加一些扩散知识,丰富课堂内容。其次,收集和创建视频,应考虑不同教师和班级的差异。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应考虑学生的想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再者就是组织课堂活动。教学内容在课外传递给学生后,课堂内更需要高质量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在具体环境中应用所学内容。这包括学生创建内容,独立解决问题,开展探究式活动,实施基于项目的学习等。
其次,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寻找和使用更加优质的学习内容,在课外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平台,大力挖掘各种有用信息,待自习以后,再在课堂上与教师和同学们互动,巩固学习内容。目前在网络上得到教育资源的方式很多,各大教育机构网站、学校的公开课、论坛等。老师就需要引导学生们正确使用网络资源,使其得到充分利用。
然后,结合现实,学以致用。在新媒体等平台学习课程以后,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富有趣味的活动。比如知识问答等比赛,在竞争中提升能力。就地理知识而言,需要记忆和联想的事情很多,学生们更应该学会举一反三,逐步巩固学习内容。结合当下发生的事件,与历史事件相对比,在对此中总结知识,在对比中掌握历史事件要点,在潜移默化中就把历史知识学到脑海中去。
最后,加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做好相应的指导。在反转课堂教学被使用以后,老师没有时间去一一监督,这样的话就把责任更多的推向了家长。百密总有一疏,我们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家长或者学校,应该由学生自己控制,因为光靠别人的监督才能学习的学生不会有好的成绩,这就要求学生要有足够的积极主动性,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一项日常任务。同时学校还应该指导学生用怎样的方法去学习,避免学生出现盲目的情况。
现阶段的反转课堂教学还在初步阶段,需要些时间才能逐步完善,继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未来的反转课堂教学中,网络必然会成为学习的主要载体。在新媒体的支持下,高中地历史必然会拥有一个新的高度,对地历史知识的传播及其他课程的知识都有助力的作用。
本文的主题是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我首先针对历史教学列出了几个问题,课堂乏味无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太多;历史课本文字居多,不利于学生联想。而后有给出了几条建议增加历史课堂的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改变被动教育的局面;针对性教学,摒弃笼统教学;新媒体支持,改变“言传身教”;运用反转教学模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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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不难,只要记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就能有好成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高中历史文化学习方法,希望大家喜欢。
高三的历史学习和高一高二很不同,等你上了高三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高度概括和整合,反复巩固的过程。这就要求你在高一高二有很扎实的基础和"历史基本功"。
高一、高二阶段,不必苛求知识的深度,但要注重追求知识的广度。
你会发现语文水平的高低和课外知识的丰富程度对历史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建议你多读一些课外历史书籍,注重古文能力和语感的培养,建立自己的一套历史观和世界观。
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可能不会马上体现在分数上,但上了高三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太重要了。
要说实在的东西,课堂是很实在的。文科和理科不同,很多聪明的理科生不听课,照样可以考好;但是一个文科生如果不听课,他什么成绩都别想拿到。
听课也有听课的方法,我认为课前预习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预习的过程中把你理解的这一课的知识框架和系统大致构建出来,充分去领会书上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框题是为了说明什么;
然后在听课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你的思路和框架,形成一份完整的听课笔记,课后再与参考书上的知识重点、知识框架进行对比补充,拓展自己的思路。
每一个历史老师对历史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他们也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你可以主动地和老师交流你对历史问题的观点,从老师的回应中吸取对你有益的东西。
你会发现我们做历史题,做来做去无非就是考察两个问题:要么是史实,要么是思维。
史实问题通常就是要考你的记忆,比如: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爆发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哪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不容更改的史实,你必须非常熟悉和了解,这需要平时的积累和记忆。
记忆史实其实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过程,重要是要对历史抱有激情和信念。最终你会发现一切都不难,就像你不会忘记家里的门牌号和好朋友的电话号码一样。
同时,你还可以编一些顺口溜来帮助记忆,比如,我就是用"工程队"三个字来记忆中共一大的局限性的:"工——关注工人阶级,忽略了广大农民;程(城)——把城市作为重心,不符合中国国情;队(对)——斗争对象指向资产阶级是错误的"。
思维问题考察的是你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见到"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导火索"这样的字眼,那么这道题应该就属于是考察思维的。
这些问题通常是选择题里比较难的部分,但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
一般来说,"根本原因"通常是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或者本质矛盾(阶级矛盾尖锐);
“根本原因”通常看起来和该历史事件的关系并不明显;
"直接原因"通常是经过一步推理而不用深入分析就能直接得到的原因,和事件的关联性非常强;
"导火索"通常都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事件,不是出于社会和历史发展必然。比如"五四"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是国王召开议会企图征税等;
"主要原因"是最难的,有时它是直接原因,有时是根本原因,这就要求你深入探究事物的内部逻辑,通过对比来决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个因素才是对事情起决定性作用的。
思维的锻炼要靠大量做题和有效总结来实现,这一点也是积累的过程,上了高三老师也会经常给你一些提示,注意吸收,一定会有提高。
历史学习里面其实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很多概念我都可以用"三条"或"两条"来总结,比如:
了解一个事件我们通常是从"背景(原因),内容(经过),影响和意义(结果)"来记忆;
分析问题我们总是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来思考;
分析背景时我们会分"国内环境,国际环境"来进行;
评价意义时我们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两个方面。
你在答大题时会轻松地发现这些既定的思路可以迅速帮助你理解题目和入手分析。至于这些既定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在学习中很容易地提炼出来,或者我建议你可以看《高中历史学考必备手册》最后一部分谈到的一些学习历史的思维和方法,都非常实在和具体!
6.宏观地学习历史,形成知识网络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历史很烦琐,细节很多,有没有什么主线可以把它们串起来?
当然有!你可以适当地进行发散思维,把历史事件串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受课本的限制),比如说把一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在一起进行全面理解和思考,这样一来你会发现你的历史知识非常有条理,不光可以从宏观上解答很大的问题,也可以随便拿出一个部分进行微观细致的分析,这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以说"绝学无忧"了。
比如说在我脑海里,整个历史是由中国史和外国史构成的,中国史里又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史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整体由四次大型侵华战争(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三次中国人民的反抗(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组成,期间经济方面的显著特点是自然经济开始阶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形成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地主阶级抵抗派,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实践(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三民 主义,新文化运动),历经四次大型论战(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守旧派,革命派与保皇派,问题与主义)……
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被我这样拿出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理解,再细到每一个事件和人物都是如此,所以这应该是你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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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是顾颉刚编写,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该书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
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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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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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探究学习是当今新课程理念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它要求学生要做课堂的主人,要在老师的引导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通过动手、动眼、动嘴、动脑,主动的去获取知识。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新一轮课改的全面推进,优化学生历史思维,进一步加强学生创新与创造意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已经成为了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新课标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使学生对历史问题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实质上就是要求高中历史应当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以自主探究能力来带动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要落实新课标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转变,高中历史教师要通过教学深入探索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方法与策略,丰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手段和途径。笔者结合自己实际教学经历,从两方面来探索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探究,形成自主探究能力,获得历史学习经验。
新课标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其本质就是培养团队精神和自主探究能力,而自主探究能力主要体现在自主性和探究性两方面,因此,要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就要尊重学生历史学习的主体地位。高中学生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开始走向成人,其具备了进一步深入自主探究学习的心智条件。高中历史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一特点,创设良好的自主探究环境,结合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兴趣点,通过教学设计创新和丰富的教学手段,把学生吸引到历史自主探究学习中来,从而实现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
以人教版《祖国统一大业》为例,由于广东与香港、澳门都是邻居,因此广东高中历史教学可以从香港近期的_事件入手,让学生通过报刊、新闻、网络等途径去了解事件全貌,然后深入去探究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把香港人的复杂心态、两地的文化差异、两种制度的差别等都挖掘出来,总结学习心得并迁移到台海两岸的现状来。这样一来,学生就能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到两岸统一必然性的同时,也能理性认识到统一的巨大阻力和复杂性,不仅完成了本章节学习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而且还能通过自主探究认识到祖国统一的艰巨性,坚定祖国统一的信心和决心。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教师还可以用心去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境,设计符合历史知识的问题,让学生回到历史事件中亲身体验历史、探究历史,从而培养起自主分析历史事件和理性认识历史的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要把握好教材探究活动课内容,要引导学生在课内课外进行探究学习,重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高中历史教材有丰富的探究资源,其设计也是包涵了探究能力的培养,如探究活动课等,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把单元内容串联起来,进而开展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使之更好实现新课标要求和理念。
以人教版探究活动课《中国民生百年变迁》为例,其横跨了100年的历史,中国民生可谓百年巨变,教师可以将本单元物质的丰富、习俗的革新、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传媒在信息迅猛发展下的变迁等囊括到中国民生来,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使之串联一体,成为自主探究学习的基础。然后让学生在课外从自己经历的变化出发,通过史料查找、长辈叙述、博物馆参观等方式回溯探究中国民生的百年变化,从而认识到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对中国革命有正确的认识,并培养勤俭节约意识。最后让学生把探究内容整理出来,反馈到探究活动课的内容上。这一查找回溯的过程中,在教师有意识的安排下,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将中国民生变化探究出来,使学生有深刻的理解。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有对学生合作学习探究的要求,又有对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渗透。
总之,高中学生由于其自身的成长,对历史认识有一定的理性判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新课标要求和教学目标,深入挖掘教材史料内容,营造良好的自主探究氛围,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逐步向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转化,从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课内外两个课堂,正确处理好师生主导与主体关系,巧用教学设计并结合学生实际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自主探究的方法,才是真正实现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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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顺应我国教育发展新趋势。PBL是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中历史PBL教学模式的建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传统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很多弊端,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教师应该根据新课改的要求运用PBL教学模式,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高中历史PBL教学模式的建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对历史课堂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 PBL教学模式
PBL的对应英文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意思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根据PBL教学模式,教师针对所学知识提出问题,让学生根据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从而解决所遇到的难题。传统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将所学内容直接指出来,让学生进行死记硬背。但是很多知识点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并且历史学习既要考虑时间要素,又要考虑空间要素,单纯的死记硬背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应该在课堂上运用PBL教学模式,从而构建更加高效的课堂,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主动性,使学生真正地掌握所学历史知识。
PBL教学模式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问题构建。要是所设置的问题的开放性不高,就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该结合根据历史教材的特点以及新课改的要求,创设相应的问题。并且教师的问题应该保证开放性和趣味性,这样才能够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进行思考和探讨,是学生通过类比发现知识之间的不同之处。很显然,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学生真正地掌握所学历史知识。比如在进行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四“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中第一章“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这部分的知识点的学习的时候,教师应该在采取PBL教学模式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创设问题。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相关,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比如“不同的地方,风俗习惯也会不同。大家可以分别说说各地的风俗吗?”这个问题具有很高的开放度,同时还切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回族人民不吃猪肉”这个风俗。在学生讨论完之后,教师就可以引入这一部分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相互探讨“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过程,从而深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有利于教学方式的转变,倡导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教师在创设了相应的问题之后,应该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不然就使得问题的创设失去了真正的意义。PBL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对教师的问题进行探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帮助学生探究所创设的问题。
同时,在学生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教师也应该主动参与进来。如果学生在讨论中遇到问题,或者对某些方面不太理解,教师就应该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使学生的探讨过程变得更加高效。比如在进行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专题七“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中第二章“追寻生命的起源”这部分的知识点的学习的时候,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地球上的生命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进行提问。比如,有的学生认为生命通过演化而来,教师就可以接着问“此演变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教师在提问的过程中,事实上融入了这部分所要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对产生了学习兴趣。同时,教师根据这一点,进行问题探究,可以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
PBL教学模式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归纳总结。在问题创设和问题探讨结束之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要是学生讨论完之后,不进行讨论,就不能充分发挥PBL教学模式的作用。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指导学生对讨论中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总结和归纳,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课本所学知识。所以由此看来,教师应该结合新课改的要求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帮助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真正地掌握历史知识。
比如在进行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八“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中第三章“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这部分的知识点的学习的时候,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其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总结,比如“社会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给环境资源带来的负担”等。通过进行总结,学生可以真正地掌握所学历史知识。
综上所述,传统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将所学内容直接指出来,让学生进行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应该在课堂上运用PBL教学模式,从而构建更加高效的课堂。首先,教师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创设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其次,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探究问题,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最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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